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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五年,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第二季上线播出,导演周轶君携团队走访了五个国家,观察它们在童年教育阶段的不同传统和探索创新。通过不断地走访,她发现教育的可能性就像人生的可能性,只要打开眼界,选择远比想象的多。
在成为导演之前,周轶君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新华社驻巴以地区的战地记者、香港凤凰卫视国际新闻记者,以及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圆桌派》的常驻嘉宾。拍摄《他乡的童年》始于她成为母亲后的困惑,那时她对怎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没有把握,走出去看看不同的可能性成为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第一季中她走访了芬兰、日本、英国、以色列和印度等不同国家,纪录片播出后在豆瓣收获了8.8的评分,引发了观众对不同教育方式的讨论,这给了她拍摄第二季的信心。通过不断地走访,她发现教育的可能性就像人生的可能性,只要打开眼界,选择远比想象的多。
从第一季到第二季,《他乡的童年》从幼儿和小学生教育延伸至了各个不同的教育阶段和教育形态,甚至是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在周轶君看来,教育根植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无法脱离社会背景独论教育。在《他乡的童年》中,周轶君常常以主持人的身份出镜,片中充满了她与异国文化不断碰撞的火花,这也成为引领观众不断代入自身感受的观看线索。那些鼓励尝试、容忍犯错的教学态度,启发孩子学习兴趣和自驱力的教学方式,以及尊重每个个体、引导学生独立思辨的教学氛围,更容易成为纪录片的拍摄主题。显然,这难以囊括几个国家的教育全貌,更多呈现出一种创作者有意识的甄别。通过拍摄《他乡的童年》,周轶君希望能为教育工作者带去更多可供参考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她也期待着更多家长能从改变家庭内部环境开始做起。“向世界要好的教育方法,很多教育在家里也可以实现。”
以下是周轶君在采访中的自述。
我在教育方面有很多困惑,想去寻找答案
几年前,有人找我拍纪录片,问我有什么想法,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儿童教育。纯粹因为我是一个妈妈,当时我的两个孩子还小,我在教育方面有很多困惑,想去寻找答案。我们这一代人受教育和成长的模式是固定的,就是考好成绩、上好大学、找好工作,没有那么多纷纷扰扰的讨论。但是现在大家对这些没那么确定了,明显感到过去的那一套东西有问题,但是新的方法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需要培养的人不一样了,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纪录片选择拍哪些国家更多取决于我对哪些国家感兴趣,这跟我做过多年国际新闻记者的经历有关系,以前的工作就是满世界跑,会很自然地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是从社会样貌当中去找教育,而不是直接去找教育。当时我和投资人在咖啡馆聊这事,在餐巾纸上就写出了几个想拍的国家,我觉得一个国家最后呈现的样貌,肯定能在它的教育里找到根源。
我想到的国家,首先在社会样貌和国家形态上会比较特殊。我曾在英国留过学,知道这里有很多人向往的精英教育,但也存在刻板印象;而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对它的了解其实很少,都说中国的很多问题是因为人多,那人口同样庞大的印度是什么样呢?我希望能从教育的角度去重新观察这些国家。
第二季拍摄的第一站是新加坡。我对这个国家一直很好奇,它的经济发展堪称奇迹,在这个面积狭小、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人才被视为最重要的投资对象。长久以来,新加坡的升学制度是一场由考试和分流驱动的程序,其中小学六年级的离校考试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而竞争则远远早于这场考试,它开始于学生进入什么样的小学和幼儿园。调研之前我就知道他们很卷,但没想到会这么卷。
新加坡有70%以上是华人,观念上跟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很多不同。近几年,新加坡教育界开始显示出求新求变的决心,从2023年开始,新加坡取消了中小学所有年级的年中考试,小学生离校考试也进行了大幅度的积分制度改革,我知道这里面是有文章可做的。然而,政策改革带来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家长和学生在升学道路上的竞争心态依然没有改变。一位新加坡教育部官员告诉我,状况的改变还有赖于家庭和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尤其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定义“好学生”。本质上我想关注的还是竞争的话题,社会靠竞争形成一种稳定的体系后,很难在短时间内调整过来。
新加坡一所学校挂的标语
去泰国拍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注意到很多中国家庭带着低龄孩子过去留学,连我身边的朋友都开始考虑移居泰国。这些中国家庭不想卷也卷不动了,希望换一个环境,并且泰国的国际学校意味着更高的性价比,这里的学费往往比国内便宜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
我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像中国父母这样的,普遍在孩子身上投入这么多,陪读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举家迁移、倾尽所有。我想看看他们换了环境以后,是否真能如自己所愿。然而据我了解的情况,走出去的人前路依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很多学生从国际学校毕业以后,申请欧美大学还需要重新考试,因为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录取名额是有限的,没人能保证你一定能上。你会发现这些家庭在走过了某个阶段后,再往后怎么走就不知道了,焦虑不过是被推迟了。
以一个典型中国人的视角,去发现教育的可能性
纪录片最初设想的观众就是我自己,没想到第一季播出后,反响这么强烈。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读书活动,现场有位观众站起来说,她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将来要当老师,这个纪录片改变了她对教育的看法,同学之间也在互相推荐。我当时挺感动的,如果这个片子真能影响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我就觉得有价值。第一季播出后,平台也很快找到我续拍第二季。当时我还有点担心,第一季已经拍了这么多国家,第二季还有什么可以拍的?结果一做调研,发现大千世界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现在都在说世界的全球化,其实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仍然很大,不一样的可能性太多了。
我们拍教育,不仅仅是拍学校和小孩,也会拓展到更广阔的社会理念。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和教育塑造了那个国家的人。这个纪录片实际上是要告诉大家:“新加坡人为什么是新加坡人,法国人为什么是法国人,德国人为什么是德国人。”在片中,我是以主持人身份串联起故事的人,如果只是客观地去呈现一个国家的教育,那素材筛选无异于大海捞针,所以我需要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一个典型中国人的视角,去碰撞和发现对中国人有所触动、有所启示的内容。当我看到别人教育制度中好的地方,并不是说要把孩子送过去,而是想让大家认识到别人背后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我们可以如何完善自己的教育设计。
德国的教育有特别自由和开放的一面,我在这里看到了全欧洲做得最极致的性教育。在四五年级,孩子们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政府规定,这个时候他们要开始接受性教育。课堂上,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围坐在一起,交谈彼此身体的变化,老师会告诉他们身体哪些部位是可以被触碰的,如果被触碰也要征求自己的同意。在一家免费的性教育机构里,我看到了各种造型逼真、尺寸精确的教具,目的是教会学生如何正确地使用避孕套,避免意外怀孕。德国性教育的成熟令我震惊,但德国的早孕率确实是整个欧盟中最低的。
德国的大胆革新,也体现在他们在不断寻找新的教育方法。在德国一个小镇,我们发现了一所现实版的“巴学园”,就是《窗边的小豆豆》里的巴学园,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传说,没想到在这所学校里看到了。这所小学的低年级是混龄班,班里的孩子从5岁到8岁都有,每个人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都不一样,一切都由孩子自己决定,没有一刀切的标准,也就没有“跟不上的差生”。这所学校的校长认为,最重要的是教会孩子成为具有自主能力的人,而不是等着别人把东西喂给他。我发现这里的学生都特别自信,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每天要干什么,这让我特别惊讶。
哲学教育在法国的学校特别普遍,我觉得哲学的核心在于从固有的框架中解放出来,重新看待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我们去的莫里哀幼儿园虽然还没有哲学课,但老师已经在教学中渗透这种概念,带着孩子们去户外观察植物的生长和凋零,告诉他们这就是“生命的轮回”。在另一个哲学工作坊,几岁大的孩子们跟老师一起在讨论“什么是幸福”,面对这么宏大的问题,我发现他们的想法特别细腻。我们还去观摩了一堂味觉教育课,老师会让孩子们尝试各种食物,让他们谈论自己的感受。我发现,他们讲味觉实际上是因为在意“我”的口味是什么、“我”的判断是什么、“我”的认知是什么。我们跟法国人约采访时,被拒绝的理由通常是:“我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想法,你不能拿我的例子去说法国的教育。”他们特别强调个人的想法,而不是随大流,问题意识特别强。
在新西兰,我学到了“玩”是如此重要、如此科学的事情。在新西兰的教育里,知识是在玩耍中自然产生的。这里的孩子从小就要学习如何与海洋打交道,海洋是所有人生活的大背景,孩子刚学会走路就开始下海。我们在新西兰拍过一个幼教机构Play Center(玩耍中心),里面的教员都是孩子们的爸爸妈妈,有个在农场工作的爸爸,那天从农场带来了很多小鸡,我当时以为是要教孩子数小鸡、学数学,结果人家告诉我没想过拿这个来学习,小鸡是拿来给孩子们玩的。有个在新西兰生活了很多年的朋友看完片子告诉我,他认识的新西兰人就是这样,他们不在意国际大事,一点都不胸怀天下,但都是动物保护者、自然学者、生物学者、建筑者和运动员,对身边的一草一木充满了好奇和关切,热爱探索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
或许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
拍摄《他乡的童年》,经常令我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在上海长大,考大学去了北京,一路上都被严格地要求学习,我也一直以“好学生”的标准在评判自己,其实就是看考试成绩好不好。我并不是一个拔尖的学生,严重偏科,对自己没有很大的信心。等到毕业以后开始工作,突然发现没有人再天天给你测验打分,我需要重新去评估自己。好在我的工作是自己喜欢的,越来越发现我干得还不错,我的自信完全是在离开了学校以后,在工作里慢慢建立起来的。拍摄德国的混龄班时,我就在想,如果我小时候学数学不用去跟别人比较,可以自己掌握学习进度,可能就不会对数学产生那么大的敌意。
成为母亲后,发现很多事情我都搞不定,我选择走出去看一看。在行走拍摄的过程中,我发现走着走着就没那么焦虑了。我收获的东西,都不是能直接解决那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我的视野被打开了,意识到人的烦恼都源于狭隘的想法,觉得之前的很多问题都不成立了。
拍摄这个纪录片,我希望能给教育工作者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借鉴一些可以实操的方法。而另一方面,我也非常相信家庭教育,既然我们无法掌控学校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不试着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比如,我们那么拼命地把孩子往精英主义上推,但是精英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成功了,他会以为那都是靠他个人努力得来的,看到别人不成功,就会觉得是那个人不够努力。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想法只会造成社会上更大的分裂。
现在国内也在给孩子减负,但很多家庭还是会私下补课,这跟新加坡的情况很像。我们家现在至少能做到不给孩子额外补课,以前孩子还在香港上学的时候,她自己还向学校反映过,寒假本来就短,能不能别布置太多作业,学校居然采纳了。有一年暑假,我看到孩子学校布置的一本读物,要求写读后感,孩子却读得没有兴趣。我拿来翻了两页,发现这书是我小时候念过的,传递的有些价值观已经陈旧了。我告诉孩子,读后感就写自己的真实感受,好看就是好看,不好看就写出具体问题在哪里。我希望他们能保留一些批判性思维。
拍片过程中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会想自己内心到底在追求什么,或许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我身上有从上一代人遗留下来的惯性,不太能接受不努力的人,但我现在也会困惑,会想什么才代表努力,难道一直坐那写作业、看书才叫努力?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大家的学习状态是非常具体的,就是坐在课桌前一直学习,而很多人之所以对学习丧失兴趣,就是因为意识不到学习和真实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想不如把孩子放出去玩,看一朵花是怎么开的,一个面包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转的。父母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磨灭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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