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危机的表现
表面上看：现在到处都在聊“叙事”，比如社交媒体上有“故事”功能，广告里也老讲故事，好像讲故事很流行。但实际上：这些“故事”只是看起来热闹，背后却没什么真正的意义。文章里有个词叫“故事化”（Storytelling），意思是大家刻意用故事包装东西，但这种故事没法让我们感到生活有方向，反而让真正的“叙事”变得空洞。
比如说，以前讲故事是为了分享人生经验，现在却变成了卖东西的工具，比如广告里说“买这个包包你就会开心”，但买了之后呢？还是觉得空虚。真相：大家都忙着聊“叙事”，恰恰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叙事，就像一个人老说“我很幸福”，可能是因为他其实不幸福。
为什么我们如此热衷于故事？
我们都被宏大叙事所充斥着，从“哪吒出圈”、小米出圈、“deepseek的崛起”……再到最近吉卜力风格火爆”，故事无处不在，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单调重复，几乎没有新鲜事情发生”，在博主们光鲜亮丽的生活对比下，显得更加平淡无奇。
传统叙事的功能
就是以前的故事，比如宗教故事、家族传说，能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有目标。比如基督教的日历告诉你每一天都有特别的意义，圣诞节、复活节这些节日就像故事的高潮，让你觉得活着有盼头。这些故事有个完整的结构，像一本书有开头、中间和结尾，让你觉得安全，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就像把“活着”变成了“有家”。而对比现在，现代社会没这种完整的故事了，我们的生活就像没剧情的电影，乱糟糟的。传统叙事能让我们找到“家”，而现在我们却像漂在半空，没地方落脚。
现代社会的去叙事化
什么叫去叙事化：就是故事的功能被打破了，现代社会变得太“开放”，没有边界，但也失去了方向。现在我们每天都被信息轰炸，比如新闻、抖音视频、朋友圈，但这些信息都是零散的、没深度的。刷了一堆短视频，过了一会儿啥也记不住，生活就像一堆碎片，没法拼成完整的图画。但故事能把这些碎片连起来，给你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但信息不能。信息太多，故事太少，我们的生活变得像一盘散沙。
故事化与消费主义的结合
现在的“故事化”被商家利用来赚钱。他们给你讲故事，不是为了让你感动，而是为了让你掏钱。广告说“喝这个饮料，你就是酷酷的潮人”，其实他们只想卖饮料。社交媒体的“故事”就是你发个“故事”，可能是秀自己新买的东西，或者炫耀生活，但这不是真正的叙事，就是一种广告。这些假故事让我们更空虚，因为它们只关心消费，不关心我们的内心。故事被用来卖东西，变得不真诚，我们买了东西还是觉得孤独。
后叙事时代的特征
- 时间没意思了：日子过得像流水账，每天都差不多，没有过去和未来的联系。
- 节日变味了：像双十一、圣诞节，变成了买买买的时间，没了原来的温暖和意义。
- 大家更孤独了：以前讲故事能把人聚在一起，现在我们只是盯着手机屏幕，变成了一个个孤单的“消费者”。
没有真正的叙事，时间、节日、人和人之间的联系都变淡了。没有真正的叙事，我们不仅迷失了方向，还失去了“家”和“根”。现代社会看似热闹，其实很空虚。韩炳哲不光讲了问题，还挖得很深，聊了人类生活、文化和时间的根本问题：
存在的缺失
- 信息社会让我们忘了活着是啥感觉，每天被新闻、消息淹没，却不知道自己在哪、想要啥。
- 真正的叙事能给我们一个“锚”，让我们不迷失，但现在这个“锚”没了。
共同体的瓦解
- 以前，大家围着篝火讲故事，觉得彼此是家人，有共同的信念。现在呢？我们对着屏幕，谁也不认识谁。
- “故事化”造出的只是“消费者社群”，大家凑在一起只是为了买东西，不是为了真心联结。
时间的碎片化
- 信息让时间变成了一堆没意义的“当下”，刷完一个视频就忘，就像人生没主线。
- 叙事能让时间有深度，像一条有起伏的河流，但现在我们只有一堆水滴。
偶然性 vs 必然性
- 叙事能把乱七八糟的事情变成有意义的故事，让你觉得一切都有道理。
- 但信息让我们觉得生活就是一堆意外，没啥规律可言。
现代的“假叙事”
- 现在有些东西想代替叙事，比如网络上的阴谋论、民族主义口号，它们看起来像故事，能吸引人，但其实不靠谱，没法真正给我们安全感和意义。
虽然我们老听人说“叙事”“讲故事”，但其实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叙事危机”。真正的叙事能给我们意义、方向和归属感，可现代社会的“故事化”和信息轰炸却让我们更迷茫、更孤独。我们需要找回那种能让我们感到“有家”的叙事，而不是活在一堆碎片和假故事里。
以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现在呢？听君一席话，越听越糊涂。故事很多，新闻海量，信息过载。但是大家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生命就是讲述，我们知道一位用心生活的典范叫弘一法师，他之前对于艺术、对于文学、对于音乐都很感兴趣，有一首歌很多人都知道叫《送别》，朴树当时还翻唱了这首歌，好像是他说，如果他一辈子能够做出这样一首歌来的话，他觉得死而无憾了。可能有这样一个说法哈。这就说明弘一法师还是有些成就的，但是后来他突然削发为僧。可以说，像他这样的生命就是在讲述。
还有一些人的生命，不单单是讲述，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像马云，他创立阿里巴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之前的一些纪录片，他去推销，大家都把他当成骗子，但是最后，他成就了阿里巴巴帝国，商业帝国，这是大家一开始想也想不到的事情。像这种传奇，对我们来说可能还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一个普通人，弘一法师，也不是非常著名的高僧，也不是什么音乐家。他只是一个非常用心生活的人。
我们关注的是像他这样或者说比他更普通的一些人，而这些人呢，每一步尽量都在很用心地生活。这个时候，他们在讲自己人生经历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爱听。因为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感悟，不像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是被动的，学习工作都很被动，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就是这样慢慢混过来了。所以，我们要讲自己的事情，好像没什么好讲，那这样的生命就不是讲述，而只是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放在我身上和放在另外一个普通人身上都是一样的，这就不是一个讲述，不是一个故事。这个来源于豆瓣评论，找不见原链接了。
如何应对叙事危机？
基于韩炳哲的观点和我对视频内容的理解，我提出以下行动建议，帮助我们在现代社会中重建叙事的力量：
重拾经典，寻找深度
- 阅读圣经、论语、尼采等经典，感受它们对灵魂的震撼。
- 行动：每周抽一小时静心阅读，记录触动你的句子或想法。
警惕消费主义的叙事
- 审视购物动机，避免被品牌故事或广告迷惑。
- 行动：购物前问自己：这是必需品，还是被包装的故事吸引？
培养深度思考和倾听
- 减少碎片化信息，专注深度内容；多与人面对面交流。
- 行动：每天留30分钟“无屏幕时间”，反思或倾听他人。
讲述和分享个人故事
- 在家庭、朋友间分享经历，记录生活感悟。
- 行动：每月举办一次“故事之夜”，让大家讲讲自己的故事。
重建共同体
- 参与社群、志愿活动，恢复人与人的联结。
- 行动：加入或发起一个社群，讨论经典或人生话题。
赋予节日和仪式意义
- 重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而非商业狂欢。
- 行动：在中秋或春节，组织家人分享家族故事。
在《叙事的危机》中，韩写道：“在数字化的后现代社会中，我们通过不断地发帖、点赞和分享来掩盖赤裸裸的现实——我们生活中意义的缺失。交流和信息的噪音应该确保生活中可怕的空虚仍然隐藏着。”
当今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叙事的时代。矛盾的是，叙事话题的泛滥竟暴露了一场叙事的危机。在“故事化”（Storytelling）的喧嚣中，充斥着一种既无意义又无方向的叙事真空。“故事化”和“叙事转向”都无法带来叙事的回归。范式本身受到格外关注并成为流行的研究对象，这一现象预示着一种深刻的异化。对叙事的强烈呼唤指向了其自身的机能障碍。
当讲述（Erzählen）将我们安身于存在之中，即讲述通过赋予生命意义、支点和方向为我们指派一个地点，并将“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变为“在家存在”（Zu-Hause-Sein），也就是说，当生命本身即讲述时，我们不会对故事化和叙事予以关注。
恰恰在讲述失去其原有的力量，失去引力、神秘，甚至魔力之时，这些概念才会蔓延四溢。一旦讲述的建构性被看穿，便不存在内在的真理时刻。人们会觉得这样的讲述本身就是偶然的、可替换的、可变的，它不再提供有约束力和起联结作用的东西，不再将我们安身于存在之中。尽管当下充斥着对叙事的各种讨论，但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后叙事时代（postnarrative Zeit）。只有在后叙事时代，即叙事的魔力失效的时代，由人脑的所谓叙事结构支配的叙事意识才可能产生。
宗教是一种具有内在真理时刻的独特叙事。它用讲述驱除了偶然性。基督教是一种元叙事，它囊括了生命的每个角落，并将其锚定在存在中。时间本身就具有叙事性。基督历让每一天都显现出意义。然而在后叙事时代，它被剥夺了叙事性，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日程表。宗教节日是一段叙事的亮点和高潮。没有故事，就没有节日和节日时间，也没有节日感，即程度更深的存在感，有的只是工作与休闲、生产与消费。在后叙事时代，节日被商业化，沦为事件和景观。仪式也是叙事实践，它始终蕴含在叙事语境中。作为圈地（Einhausung）的符号技术，仪式将“在世存在”转变为“在家存在”。
能改变世界、开启世界的讲述并不由某一个体随意创造出来，其产生基于一个有不同力量和参与者介入的复杂过程。这种讲述终归是时代氛围的表现，它具有内在的真理时刻，与当今的“微叙事”截然对立。后者是空洞的、可替换的，其自身与偶然性别无二致，不具有引力与真理时刻。
讲述是个闭合形式（Schlussform）（故事有完整结构和逻辑，给人意义和稳定感）。它有一套创造意义和同一性的闭合秩序。在以开放和消除边界为特征的现代晚期，关闭和完结的各种形式被不断拆除。与此同时，越来越明显的放任姿态也触发了对叙事的闭合形式的需求。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右翼极端主义和部落主义的叙事，包括阴谋论在内，都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们被当作意义和同一性的来源。然而，在偶然性经验与日俱增的后叙事时代，叙事并没有形成强大的约束力。故事曾经能帮我们理解世界，但现在这个开放又混乱的时代，大家虽然还想要故事带来的安全感，可故事本身已经没那么大的力量了。
讲述创造出共同体（Gemeinschaft），而故事化只催生出社群（Community）。社群是共同体的一种商品形式，由消费者组成。任何的故事化形式，都无法重新点燃那团把人聚在一起相互讲述故事的篝火。篝火早已熄灭。数字屏幕取代了篝火，将人当作消费者孤立开来。消费者是孤独的，不会形成共同体。社交平台上的“故事”（Storys）同样无法消除叙事真空。那不过是色情的自我展现或个人广告。发帖、点赞和分享等消费主义行为加剧了叙事的危机。
讲述与信息截然对立。信息强化偶然性经验，而讲述则将随机性转化为必然性，从而减少偶然性经验。信息没有存在的强度。尼克拉斯·卢曼曾敏锐地指出：“信息的宇宙论不是存在的宇宙论，而是偶然性的宇宙论。”
存在与信息相互排斥。因此，存在的缺失，对存在的遗忘，是信息社会所固有的。信息只能进行叠加和累积，不承载意义。讲述才是意义的载体。意义原本是指方向。我们今天确实接触到异常丰富的信息，但却迷失了方向。此外，信息导致时间的碎片化，使它成了一串空洞的“当下”序列。讲述则创造时间的连续性，也即历史性（Geschichte）。信息让你忙着看眼前的热闹，故事帮你看懂生活的全貌和价值。两者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虽然信息多得不得了，但真正能让我们内心充实的，还是那些有意义的故事。
一方面，社会的信息化加速了社会的去叙事化。另一方面，信息海啸的冲击唤醒了人们对意义、同一性和方向性的需求，即要把让我们面临自我迷失的信息密林变得澄明。当前包括阴谋论在内的转瞬即逝的叙事和信息海啸，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身在信息和数据海洋之中的我们，在寻找叙事的锚地。
在本书中，“故事”对应不同的德语单词，韩炳哲对此有所区分。Geschichte既有“故事”也有“历史”的含义，与Story相比更强调源初性，Story则更符合信息的特征，因此“讲故事”（Geschichtenerzählen）是好过“故事化”（Storytelling）的。Erzählung意为“讲述”，也有“故事”的含义，从词源来看，erzählen有列举之义，更偏重与“计算”（zählen）相对照。为避免造成混淆，本书中出现的Story，译者均使用加引号的“故事”并加注原文。Erzählung多数情况译为“讲述”，根据上下文有时也译作“故事”。erzählen多译作“讲故事”。译文无法体现德语单词内涵或可能造成混淆之处，均加注了原文。（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资本主义借助故事化将讲述占为己有。它让讲述听命于消费。故事化生产出消费形式的故事。在故事化的帮助下，产品被赋予了情绪，向消费者承诺独特的体验。如此一来，我们买卖、消费的其实是叙事与情绪。“故事”被推销，故事化实为卖故事（Storyselling）。
如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少讲故事（Geschichten）。信息交流成为交际方式，使讲故事严重受阻。社交平台上也鲜少有人讲述故事。故事通过提升共情能力将人们彼此联结。故事创造出共同体。智能手机时代共情的丧失充分说明，智能手机并不是一种讲故事的媒介。仅从技术配置来看，智能手机就很难讲故事。点击和滑动屏幕不是叙事的姿态。智能手机只能加速信息的交流。此外，讲述需要倾听和深度专注。一个讲述共同体（Erzählgemeinschaft）也是一个倾听者的同盟。然而，我们明显失去了倾听的耐心，失去了讲述的耐心。
当下，正因偶然性风暴的冲击，一切都变得任意、倏忽、偶然，联结性、约束力和义务性皆在消失，故事化才有了发声的机会。叙事的泛滥显露出人们想要克服偶然性的需求。然而，故事化并不能将失去方向和意义的信息社会重新变回一个稳定的讲述共同体。相反，它反映了当前的一种病态现象。这种叙事危机由来已久，本书将对此寻根探源。
“故事化”就是资本主义把讲故事变成了一种赚钱的工具。商家用故事来包装产品，让你觉得买东西不只是买东西，而是买一种特别的体验或感觉。比如，广告里说“穿这双鞋，你就是运动达人”，其实卖的不是鞋，而是让你觉得自己很酷的那种情绪。商家其实是在“卖故事”（Storyselling）。你买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故事带来的情绪和想象。比如，一个手表广告可能讲“戴上它，你就是成功人士”，你买的是这种“成功”的感觉，而不是手表的功能。现代社会虽然到处都是“故事”，但真正的讲述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层联系正在消失，我们需要反思这件事。
从故事到信息
法国《费加罗报》的创办人伊波利特·德·维尔梅桑（Hippolyte de Villemessant）给信息的本质下过一个定义：“在我的读者看来，拉丁区阁楼上的一把火远比马德里的一场革命重要。”
在瓦尔特·本雅明看来，此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人们最想听的不再是来自远方的报道，而是有助于了解近旁的信息。”报纸读者的注意力不会超出眼前的事。注意力削减为好奇心。现代的报纸读者从一条消息跳到另一条消息，不再看向远方，不让视线在远方驻留。他们的注视不再悠长从容，目光不再流连忘返。
报道总是被嵌入一个故事（Geschichte）里，它具有完全不同于信息的时间和空间结构。报道“来自远方”，“远”是其本质特征。现代的特征之一是距离感的逐渐消解。遥远让渡于无间隔（Abstandslosigkeit），它把一切都变得可支配。信息便是无间隔性的一种天然现象。与此相反，报道的典型特征是不可支配的远方。它预示着一个不可支配也不可估测的历史性事件。我们任其摆布，如同服从命运。
信息的停留时间不会超过它为人所知的那一刻：“信息的价值只体现在它尚且为新的那一刻。它只在那一刻存活；它必须完全依附于那一刻，并且刻不容缓地向那一刻表白自己。” 与信息相比，报道具有超越瞬间、看向来临之物的时间宽度。它富有历史感，蕴含着叙事性的震动幅度。
信息是在各地搜寻新闻的记者所使用的工具。讲故事的人与记者截然不同，他不提供信息，也不做解释。讲故事的艺术要求隐瞒信息：“讲故事艺术的一半奥妙就在于讲述时要避免解释。” 隐瞒信息即不解释提升了叙事张力。
无间隔性既摧毁远方（Ferne），也摧毁近端（Nähe）。近端并不意味着无间隔，因为近端被刻写在远方之中。近端与远方互为前提，相生相成。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光晕（Aura）：“痕迹（Spur）是近端的现象，无论它留下的痕迹多远；光晕是远方的现象，无论它产生的光晕多近。” 光晕是叙事性的，因为它充盈着遥远。相反，信息撤销了遥远，使世界失去了光晕和魅力。信息摆置（stellt）世界。它就这样把世界变得可支配。指向远方的“痕迹”则充满暗示，引人讲述故事。
信息的漫溢是造成现代社会叙事危机的罪魁祸首。在信息的巨浪洪流中，讲故事的精神已经溺亡。本雅明指出：“如果说讲故事的艺术已至乏人问津的程度，那么信息的广泛传播则是造成此种状况的祸首。” 信息取代了不可解释而只可讲述的事件。故事往往带有奇妙和神秘的色彩，它与处在神秘对立面的信息无法共容。“每天早晨我们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但值得一听的故事却少得可怜。原因在于，我们获知的事情无一不经过解释。换言之，如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对讲故事无益，但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助于信息的传播。” 这说明，解释与讲述相互排斥。
本雅明奉希罗多德为旧时讲故事的大师。关于萨米尼忒斯的故事是其讲述艺术的一个范例。埃及国王萨米尼忒斯被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击败并俘虏。为了羞辱埃及国王，冈比西斯强迫他观看波斯军队凯旋。他还刻意安排萨米尼忒斯看到已沦为女仆的女儿。所有站在路边的埃及人都为这一场面悲叹唏嘘，萨米尼忒斯则孑然伫立，一言不发，眼睛紧盯着地面。他看到他的儿子在被押去处决的队伍中时，仍然不动声色。然而，当他在俘虏中发现自己年迈力衰的仆人时，却双拳击头，悲恸至极。
从希罗多德这个故事中，本雅明认识到了讲故事的真正要领。他认为，所有试图解释为何埃及国王只在看到仆人那一刻才发出哀叹的做法，都会破坏叙事张力。唯有不提供解释才是讲述的真谛。讲故事不需要任何解释：“希罗多德没做解释。他的叙述就那么平平淡淡。正因如此，这个古埃及的故事历经数千年后仍能令人称奇，发人深思。这就好比种子，在金字塔密不透气的墓室中放置了千年，今天依旧保有破芽生长的力量。”
本雅明认为，故事是“耗不尽的”。它“凝聚、存储自己的能量，即使漫长的时间过后，仍能释放出来”。信息的时间性则完全不同。它的实效范围极窄，稍纵即逝，很快便会消耗殆尽。信息不是永保“破芽生长之力”的种子，它更像一粒粒尘埃。尘埃没有任何发芽的力量。一旦信息为人获知，它就会像录音电话上的留言一样变得无足轻重。
在本雅明看来，近代初期长篇小说（Roman）的兴起是讲述走向衰微的最早端倪。讲述源自经验，并将经验代代相传。“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验或他人的转述，转而又把这些经验变为听故事人的经验。” 故事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懂得如何向世人提出忠告，而小说则揭示“生命的深刻困惑” 。讲述能够塑造共同体，小说的诞生地则是孤独、孤立的个体。小说研究心理、提供解释，讲故事则重在描述：“它能把极怪诞和奇妙的事情讲得细致入微，但事件发生的心理动机却不强加于读者。” 然而，长篇小说并非讲述衰落的决定力量，资本主义时代信息的到来才是其终结者：“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完善和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到来，新闻业成为资产阶级政权的重要工具之一，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应运而生。无论其源头多么久远，在此之前，它从未真正影响过叙事文学的形式。然而现在，它开始施加影响了。和小说一样，它也是讲述所面临的陌生，但其威胁远非小说可比……这种新的传播形式就是信息。”
讲述需要一种放松状态。本雅明视无聊（Langweile）为精神放松的顶点。无聊是一只“梦之鸟，孵化经验之蛋”；无聊是“一条温暖的灰色布巾，内里有最炽烈多彩的丝绸衬里”，“我们做梦时可以用它裹住自己” 。然而，“纸页森林沙沙作响”，这是信息的噪声，将梦之鸟惊飞。纸页森林里“不再有纺线织布”，取而代之的是信息。信息被当作刺激，不断被生产和消费。
讲述和倾听互为前提。一个讲述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听众的同盟。倾听具有一种特别的注意力。倾听者忘我地将“自我”沉入所听到的内容之中：“越是忘我的倾听者，越是能将听到的内容深刻地印在记忆里。” 我们越来越失去倾听的禀赋。我们只顾自我生产和自我窥探，不再醉心于忘我倾听。
在网络这一数字化纸页森林里，梦之鸟已被信息猎人驱逐，它们的巢窠荡然无存。当今社会的过度活跃不能容忍无聊，因此我们绝不可能达到某种深度的精神放松状态。信息社会开启了一个精神高度紧绷的时代，因为惊奇带来的刺激乃是信息的本质。信息海啸持续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感知器官，导致其无法切换到沉思模式。
信息海啸导致注意力的碎片化，阻碍了对讲述和倾听起决定作用的沉思性的驻留。
数字化启动了一个本雅明当时无法预见的过程。本雅明将信息与新闻业联系起来，它是继讲述和小说之后的又一传播形式。但在数字化进程中，信息达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真实（Wirklichkeit）本身以信息和数据呈现。当真实被信息化和数据化之后，我们对真实的感受成了信息本身，或说信息成了我们感知真实的主要方式。然而信息是一种表象，或说是一种再现。真实被信息化，导致在场的直接经验逐渐枯萎。数字化与信息化不分彼此，真实就这样被严重稀释了。
本雅明身后的一个世纪，信息正发展成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即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一种信息统治（Informationsregime）逐渐形成。它不是压制性的，而是诱惑性的；它不通过指令和禁令发挥效用，也不强迫我们沉默，而是采取了一种精明的方式。
这种精明的统治不断地要求我们分享自己的观念、需求和偏好，讲述我们的生活，分享、发帖和点赞。如此这般，自由并没有被压制，而是被剥削殆尽。它转变为控制与操纵。精明的统治十分高效，因为它不必现身，只需隐藏在自由和交际的外表之下便能应对自如。我们在发帖、分享和点赞之时，已经屈从于这种统治关系。
当下，我们陷入对信息和交际的痴迷，彻底被其裹挟。我们已不再是交际的主人，加速的信息交换超出了我们的意识控制。交际越来越多地由外部控制。它似乎服从于一个由算法操纵的自动化机械过程，可我们对此却不自知，任由算法黑匣子摆布。人退化成了可被操控和利用的数据记录。
在信息制度当道的时代，格奥尔格·毕希纳的话依然有现实意义：“我们就是被未知力量操控的提线木偶，一丝一毫都不是我们自己！”只不过，这“力量”变得更加微妙和隐蔽，以至于我们对它的存在浑然不觉，甚至将其与自由混为一谈。查理·考夫曼的木偶动画电影《失常》（Anomalisa）诠释了精明统治的逻辑。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所有人的长相和说话声音都相同的世界，再现了一座新自由主义的同者地狱。在这个地狱里，人们呼唤本真性的同时却又渴望创造性。主人公迈克尔·斯通是一位励志演说家。
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木偶。嘴巴从他的脸上掉了下来，他拿在手里，惊慌失措，因为掉落的嘴还在咿咿呀呀地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