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你躺在沙发上刷完了今晚的第两百条短视频。明明第二天有重要汇报，手指却停不下来。
你可能会责怪自己意志力差。
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迈克尔·普拉特看来，要理解这种停不下来的冲动，还得看看大脑如何在探索新信息与专注当前目标之间分配注意力。
普拉特把这种探索与动物寻找食物的行为联系起来：当新的信息不断出现，切换的成本又很低，我们就容易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问题在于，适应祖先生活环境的注意力机制，如今面对的是几乎没有尽头的信息流。因此，分心不只是个人意志的问题，也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关。
普拉特博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教授，同时任职于沃顿商学院，研究猴子与人类的决策机制二十余年。他做过让猴子用果汁“付费看照片”的实验，也用模拟股市任务，比较 MBA 学生与猴子在市场泡沫中的选择。
从猴子的选择到人的投资行为，普拉特始终在追问：注意力是如何分配的？为什么看重某些东西，又忽略另一些？
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注意力既是优先级，也是放大镜：你盯着什么，什么就在大脑里被放大。因此，注意力不仅决定你看见什么，也影响你如何衡量眼前的选项、最终做出什么选择。
这场对谈反复提醒我们，好的决策不只靠意志力，也取决于环境和身体状态。
手机放在身边，即使不看，也可能牵走注意力；过度兴奋或焦虑时，需要先缓下来，给自己留出审视证据的空间；疲劳时，则可以推迟重要决定，或提前定好规则，必要时借助他人的判断。
不过，研究决策的人，也有自己难以做出的取舍。
谈到如何分配人生的时间，普拉特说，他的父亲五十五岁就去世了，而录制这期节目时，他自己已经五十七岁，觉得每一天都是多得的。他坦言，这可能是自己拼命工作的部分原因。他不断投入新项目，也知道总有一天需要做减法，只是还没决定何时开始。
从日常分心到人生取舍，这场对谈还延伸到激素、品牌认同和投资热潮：身体状态如何影响我们与人相处，品牌为什么能成为身份的一部分，群体情绪又怎样改变我们对风险和回报的判断。
这些看似分散的话题，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当我们觉得自己在独立选择时，究竟有哪些力量正在影响我们？
如果你能看清这些影响，重新审视每一次选择背后的原因，就能更清醒地做出决定。
【访谈人物简介】
– 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教授；
– 同时任职于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系，长期研究决策、社会层级、激素与价值评估；
– 担任沃顿神经科学计划（Wharton Neuroscience Initiative）学术主任。
– 斯坦福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眼科学终身教授；
– 多篇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Cell》等顶级学术期刊；
– 创办全球现象级科普播客 Huberman Lab，现有598万订阅者。
以下是访谈的中文翻译版内容（全文，约1.8万字）。
How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 Dr. Michael Platt
如何做出更好的决策 | 迈克尔·普拉特博士
作者：Michael Platt & Andrew Huberman
编辑：贝叶斯Memo
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AWUYuygS_U
欢迎收听 Huberman Lab 播客，在这里我们讨论科学与科学工具。
今天请到的嘉宾是迈克尔·普拉特博士（Dr. Michael Platt），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教授，也是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
他毕生研究决策、社会层级、激素与价值评估，用灵长类动物模型来理解人类的大脑与行为。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如何做出更好的决策，会谈到注意力、激素、社会地位、催产素、睾酮，还有猴子的”贸易市场”。
Michael Platt
谢谢邀请。我很高兴来到节目。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观察猴子，也花了很多时间观察人，两者的相似程度远超大多数人想象。
先从我们都是旧世界灵长类说起。你觉得人类的决策、社交和价值判断，在多大程度上也能从猕猴等其他旧世界灵长类身上看到？
Michael Platt
所谓旧世界灵长类，指的是非洲和亚洲的猴类，比如猕猴、狒狒，也包括我们人类。
我们和这些物种共享数百万年的进化历史，大脑的基本架构、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都高度相似。
我最早在克利夫兰动物园做研究，后来又去野外观察猴子，慢慢发现，猴子处理社交信息的方式，和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几乎同构。它们在乎地位、在乎谁在看它们、在乎联盟与背叛，这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处理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条推文，好像是马斯克说的：人类就像是在猴子的大脑上装了一台超级计算机。
换个角度问，除了语言，你觉得人类与猕猴究竟有哪些不同？
Michael Platt
我不确定真有那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我这个春季在宾大的心理学系教一门叫”何以为人”的研讨课，每周讨论一种曾被认为是人类独有或近乎独有的能力，比如艺术、创造力、心智理论、经济行为和市场。
从神经科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角度去看，会发现人类与其他灵长类之间，连续性远多于断裂。这一点很令人吃惊。
我也想回到那条推文，因为把大脑看成计算机，可能会让我们走偏。大脑不是硅做的，而是由血肉和脂肪构成，会受到相应的生物学限制。
我觉得更好的比喻是：我们脑袋里有一把拥有约三千万年进化历史的瑞士军刀。它有不同的专门工具，像刀、开瓶器、锯子。猴子也有这些工具；我们的某些工具可能更大、更锋利，但样子很相似，工作方式也很相似。
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理解疾病、损伤或障碍怎样让这些工具失灵，也有助于研究怎样测量和更好地发展它们。这些工具中的一些，我们在商业等日常活动中一直都在使用。
好，先说注意力。
什么会抓住并维持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动控制它？
Michael Platt
可以。注意力本质上是两件事。
第一，它是优先级的分配，你决定把有限的大脑资源投到哪里。
第二，它是放大，你注意到的东西会被放大处理，没注意到的会被抑制。
我们的大脑是视觉主导的，眼睛看向哪里，注意力通常就投向哪里，大脑会优先处理视线落点的信息。
我们大脑处理视觉信息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看哪里”如此重要。还有一个概念叫觅食理论。动物在环境中寻找食物时，会不断评估”继续待在这里采，还是换个地方”。
生态学家埃里克·查诺夫在 1976 年提出了边际价值定理：当一个地方的收益降到环境平均水平以下时，就应该离开。这个模型不仅适用于觅食，也适用于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浏览网页、刷社交媒体、甚至选择职业。
说到社交媒体，录制前我们聊过 X 和 Instagram。我刚才想到，Instagram 上经常能看到人脸，而 X 上不少账号只有很小的头像，甚至只是卡通图案。X 上文字的情绪强度，似乎又常常比较高。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我们本来就容易注意人脸，情绪强烈的人脸是不是会更抓住注意力？如果一群猴子里有一只特别激动，其他猴子也会看向它吗？
Michael Platt
我之前没有从 X 和 Instagram 的角度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人脸本来就会吸引注意力，情绪表达再把这种显著性放大。一个非常激动的个体可能马上采取行动，所以值得关注。
我想把这个问题往前追溯一点。
计算机科学研究者曾借用边际价值定理，研究人们怎样搜索网页。早年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时，用拨号调制解调器上网，页面加载很慢。等了那么久，你往往会把内容读完，甚至打印下来存进文件柜。
现在网速很快，可以同时开十二个标签页，每页只看几秒就换下一个。就像只有一棵苹果树时，你会尽量把果实采完；到了遍地苹果树的果园，就只摘最容易够到的，然后继续移动。
因此，如果设备和信息来源就在身边，不断切换并不奇怪。我觉得可以通过改变环境，让切换没那么容易，或让某些信息来源的吸引力下降，比如收起设备，或把手机调成黑白。
说到手机，我做过很多关于”手机在工作记忆旁的影响”的讨论。
有研究发现，手机只要放在视线范围内，哪怕关着机，也会占用一部分工作记忆资源。
我记得结论是，只有把手机完全移出房间，效果才显著；面朝下放着、放进背包，都不够。
Michael Platt
这与我们刚才谈的觅食是一致的。
假设我的手机就放在椅子下面，这个结果似乎说明，大脑有一部分还在后台想着：会不会来了短信，或有什么帖子该看一眼？
也就是说，即使觉得自己没在同时做几件事，我们也可能已经在分配注意力了。
Michael Platt
对，我觉得你说得很对。这些过程可能发生在意识之外。手机只要在可接触的范围里，大脑就会把它算进接下来要做什么的选择中。
这也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发表过的觅食研究：当眼前的回报逐渐减少时，与转向新目标有关的紧迫信号，会在前扣带回皮层中逐渐累积。
我们没有研究其中的情绪成分，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感觉。但我觉得，可以合理地猜测，这也许与那种很想把手机翻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的冲动有关。
今天早晨我试了一个练习，闭上眼睛，尝试在脑子里完整地思考一个句子，而不是让思绪自由飘散。
我大概需要十分钟才能真正进入状态，刚开始时脑子里全是杂念。这算是一种注意力训练吗？
Michael Platt
我还没试过这种练习，听起来很有意思，我想明天早上试试看。
一开始，我觉得这很像冥想。不过我不是冥想专家。不同的冥想形式很不一样：有些关注呼吸这样的身体刺激，另一些则更多关注想法。
比如慈心冥想，你会想象某个人，想象好事发生在他身上。我觉得这类练习不太依赖外部输入，而是更多借助记忆和想象这样的内部输入；还有以敬畏为主题的冥想。
你描述的练习，也许与这些更接近。
也就是说，它们以某个主题为锚点，而不是盯着火焰或关注呼吸那样的锚点。
Michael Platt
对。
不过，我做这个练习时没有预先设定主题。
如果用觅食来比喻，我没有计划，也不是要写出一段文字，只是想看看能不能持续在脑中与自己对话，不被外界的声音、输入，或房间里其他东西引发的念头带走。
Michael Platt
我觉得这说得通。就像你在一棵苹果树上寻找果实，周围没有别的目标，于是你就一直留在那里，继续挖掘，直到没有东西可找。
在进入认知任务之前，我们似乎需要一段热身时间：起初神经回路的活动比较分散，过一会儿才能进入专注的状态，让完成任务所需的信号相对于背景噪声更突出。这种说法有证据支持吗？
身体热身人人都熟悉。没人指望一上来就用正式训练的重量，或直接跑到第三英里时的速度。但”给大脑做认知热身”这个概念，似乎并不普及。
我们都熟悉那些特别刺激或吓人的事情突然抓住注意力的状态。你可以不热身就冲到街上救差点被车撞的孩子，但那不是日常锻炼的方式，因为紧迫程度完全不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Michael Platt
这是个很深的问题。说起来好笑，我健身前经常不热身。我已经练了十七年 CrossFit，受过不少伤，也做过几次疝气手术。
也许可以先做五六分钟活动度训练。我们做过不少相关节目，活动度训练确实很有帮助。
Michael Platt
我曾专门停过几个月，只做活动度和物理治疗。有一次受伤后，我密集练了一年半普拉提，也练过一段瑜伽。我很喜欢这些练习，身体的状态确实变得很不一样。
所以你不喜欢热身？
Michael Platt
我喜欢热身，只是时间问题。我当初选 CrossFit 就是因为十分钟内能完成训练，做完直接躺在地上。
一百个开合跳，就像体育课上做的那样，是我知道的最好的身体热身。我没有专门做过研究，但我的感觉是，在有氧或力量训练前做它，能降低受伤的可能，或许是因为核心体温升高了。
那么问题来了，认知工作的”一百个开合跳”是什么？对我来说，它就是内心质问自己：安德鲁，你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连这十段话都写不出来？但如果团队说八分钟内要，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完成，除非正在开车。
我们确实没有认知版的”一百个开合跳”，但我们非常需要它，人们需要知道它可以帮他们进入专注的”战壕”。
Michael Platt
我有一堆零散的想法。
请讲。
Michael Platt
第一是热身的反面，也就是分心。有一些在商业和管理场景中做的研究，把觅食看作创造力的度量，看一个人探索新事物的倾向。
你可以用一个变位词任务来测：给你一堆字母，尽量多组词，到某个点你决定扔掉重新来，那就是冒险和探索，你不知道新的一组会带来什么。
有很酷的研究显示，如果在这项任务之前先让人在屏幕上”觅食”找分散的点，他们之后在组词时会更加乐于探索；如果是玩虚拟钓鱼，池塘里鱼越来越少，按按钮可以去另一个池塘，人们也更愿意换地方。
反之，如果把点都聚在一起，相当于先用”聚焦”做了认知热身，即使任务不同，人们之后也会更专注。
我爱这个。我做了很多期播客，很少说”我爱这个”，这可能是第一次。我绝对喜欢这个观点。
因为对我来说，虽然我研究过神经科学很多领域，但视觉神经科学一直是我的第一个家。
有几篇非常有意思的论文催生了实际应用，主要在中国：学生在做认知任务前先盯着一个注视点，注意力和表现都提升了。听起来很傻，人们会觉得”盯着一个点然后去做事，多没劲”，但其实很了不起。
你刚才说的完全支持这个观点。我们都同意，人类主要是视觉动物，即使喜欢听音乐的人也一样。我们把视觉注意力放在哪里、注意光圈开多大，是看一个小框还是一个大框，不光是比喻，而是字面意义上决定了接下来注意力的光圈大小。
这也是为什么看地平线、走过城市时让信息从身边流过，会让人放松：全景视野、非聚焦视野，与自主唤醒水平的下降相关。
这个是否已经被用来教孩子和成年人更好地集中注意力？我觉得价值巨大，这是”行为驱动的药理学”，因为做这类事情时我们的化学状态确实变了。除了刚才提到的中国那套做法，我没听说还有别的应用。
Michael Platt
我喜欢你用的那个短语。
我们理解底层的神经化学，但你不能直接去操纵别人的神经化学；如果你能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改变他们的行为状态、认知状态、情绪状态，那就是有效、实际且符合伦理的方式，能产生相同或类似的效果。
完全同意。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会想：有什么办法提高警觉和注意力？我面前放了一排咖啡因饮品，中间那杯是水，还有马黛茶和冷萃，咖啡因确实能提升警觉和注意力。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可以用行为手段来增加内源性神经化学物质释放，提升唤醒和注意力，我们过度依赖药理学了。
我并不是反对药物，我自己也用，但我想请你做一个文化人类学式的观察：为什么在美国和欧洲，人们主要认为”注意力不好是个药理问题”，而行为工具被认为没那么有用？
Michael Platt
我不同意我们真的那么”注意力糟糕”。
如我之前所说，大脑只是在执行进化赋予它的计算规则：根据环境的丰富或贫瘠程度、信息源的多少，来分配注意力、行为和专注。这些规则你很难真正改变，只能上下小幅调节，无论是通过神经化学还是其他手段。
所以在我看来，最好的做法就是改变环境：把设备收起来，让你能专注。
你说的好就好在：我们有控制力，如果我们发现自己难以集中注意力，并不是因为我们有缺陷或者哪里坏了，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训练自己刷屏、不断把注意力转向新事物。
如你所见，我非常热衷于干预这个过程，让自己能够沉入专注工作。我感觉人生的进展与”能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一件事”的能力几乎直接成正比，无论是学习、运动还是人际关系，都是如此。
说到觅食，你发现人们会落入不同的”觅食集群”吗？不同群体各有什么特征或典型表现？
Michael Platt
好问题。
我们其实没有按”集群”来研究，而是把它看成一个连续谱：绝大多数人在中间，但有些人过度专注，近乎强迫症，卡在一种常规里出不来；另一端是过度探索的人，也就是我们说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而且这个位置会随年龄移动，人从过度探索逐渐变得更专注。
我们还发现，你在这个连续谱上的位置，可能让你更适合或更不适合某些职业。
可以想象一个从”超级专注”到”重度探索者”的旋钮，创造力也伴随这条轴。
一个人的旋钮出厂设在三，另一个设在七；你能帮三的人调到五，但很难调到十；七的人可以帮你调到九。
通过各种练习可以移动它。
重要的是认识到人确实有差异，而且我们常常在注意缺陷问题的语境中才注意到这种差异，比如孩子在学校专注困难。
如果一个人确实擅长沉入专注、长时间聚焦，那什么职业更合适？编程、写作这类需要深度沉浸的工作，大概是显而易见的答案。
Michael Platt
对。反过来，如果你天生偏探索，那创业、创意行业、广告这类需要不断尝试新方向的工作可能更合适。
事实上，研究反复发现，创业者和企业家群体中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流行率是普通人群的两到四倍，而且常常伴随焦虑和双相倾向。
这不是缺陷，而是这个连续谱上的位置，恰好匹配了创业环境对快速切换和冒险探索的需求。
我们和伯克利的团队合作，他们支持创业者；在沃顿商学院，我们研究 MBA 学生。整个经济都依赖创业者带来的创新，所以理解”什么样的认知风格适合什么样的工作”非常重要。
还有一件我刚才想说的事：神经科学给这些商业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假设你要招聘有创造力的人，只问他“你有多有创造力”，他当然很可能说自己很有创造力。
即使采用 Myers-Briggs 等人格测试，自我报告也可能不准确，或受到提问情境的影响：谁在问、为什么问、问题怎样措辞，都会影响回答。
所以，我们想找一些办法，不要求人们先评价自己，而是通过实际表现来测量。
比如，会用什么样的问题或任务？
Michael Platt
我们开发了一些简短、让人愿意参与的游戏，借助与特定脑回路有关的任务来测量。
比如觅食游戏：你在屏幕上采集浆果，尽可能多地获得回报。根据你的行为，我们可以计算你更偏向继续利用当前资源，还是离开去探索新的资源。
更好的方法是行为测量：让被试真正去执行一个任务，观察他们的行为。我们也用类似的方法测量社会认知和战略规划。例如一个模仿足球的小游戏，猴子和人都做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参与者怎样预测对手的行动。
这些任务的表现，能预测一些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包括足球运动员、军队和网络作战人员。我们还帮助费城一家初创公司把这些工具用于人才评估，看看能否比单靠问卷做得更好。
这比自陈问卷可靠太多了。
接下来我想谈一个现象：隐蔽注意。我们以为注意力跟着眼睛走，但有些情况下，你可以在不看某个东西的同时注意它，这就是”另一个鸡尾酒会效应”。
Michael Platt
对。隐蔽注意是指注意力与眼睛位置解耦。鸡尾酒会效应是你能在嘈杂环境中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即使你没在看说话者。
另一个层面是，你可以把视线放在一个地方，同时暗中注意另一个目标。想象你是一只并非最高等级的狒狒：优势雄性在那边，你盯着它，但另一边有一只你感兴趣的雌性，你也想知道它往哪里走，以便之后寻找交配机会。
这就是把目光朝向与暗中放大、追踪的信息分开。
这在人类社会同样重要，谈判、演讲、社交场合里，善于隐蔽注意的人能捕捉到别人没注意到的信号。
这也可以联系到心智理论的发展。我觉得这种联系是合理的，也与部分数据相符。婴幼儿先与照顾者对视、保持注意，然后学会追随照顾者的目光：对方看向某处，说”那是一个苹果”，孩子也跟着看过去。
目光追随是联合注意的前身，而联合注意对心智理论的发展很重要。所谓心智理论，就是能够推测别人知道什么、看见什么、想要什么，并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可能与自己不同。
我有一个基于自身体验的假设：我们似乎有两个”注意力聚光灯”，可以把它们合在一起，也可以把注意力分给两个地方。比如，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你的脸和我们的谈话上，另一部分放在房间角落，或转向自己身体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还能调节这些聚光灯的强度，但这只是我的感觉，并不是已经得到证明的结论。
我想到之前来过节目的荣格派分析师詹姆斯·霍利斯。他谈到，我们一天中有很多时候都处在刺激与反应之中，但也需要把注意力转向内在，思考和反省，再回到生活中。始终忙于回应外界，或整天只向内观照，都不是理想的状态。
所以我想请你判断：这种”两个聚光灯”的说法有没有道理？我不是要你认同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假设提出来。
Michael Platt
据我所知，这种感觉与我们对注意力如何放大视觉或其他输入信号的理解是相容的。不过，它究竟是清楚地分开，还是彼此有所交叠，我并不确定。
可以把神经活动想成一片地形：我们似乎能抬高一个或两个峰，但这很难直接测量。我们最好的数据来自猴子执行视觉辨别任务时的神经元记录；要让它们准确表现出你描述的这种注意力分配行为，并不容易。
好，现在进入一个更刺激的话题：猴子、交配与注意力。你在研究里观察猴子如何看待潜在配偶，还上过《纽约时报》，能讲讲吗？
Michael Platt
这要从雌猴的性信号说起。雌猕猴排卵期时，会阴区域会肿胀并变得鲜红，这是非常显眼的视觉信号，雄猴能直接看到。
这引出一个大问题：为什么人类没有这种外显信号？人类女性的排卵是”隐藏”的。这其实是达尔文困惑过的问题：如果隐藏排卵，怎么保证基因传递？
一种假说认为，隐藏排卵让女性在选择配偶时有了更多主动权，也减少了对固定交配对象的依赖，这可能是人类社会一夫一妻倾向演化的基础之一。
而睾酮在男性身上的信号则体现在面部特征上：下颌更宽、肤色略有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吸引力判断。
我确认一下：你是说，过去有人认为人类隐藏激素状态的信号，与促进一夫一妻关系有关？
Michael Platt
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达尔文：
猴子那边，一夫一妻制的物种和实行多偶制的物种，大脑结构都有差异。成对结合的灵长类，大脑相对体积更小，这暗示复杂社会大脑的部分功能，可能被稳定的伴侣关系替代了。
能介绍一下你们发表在《自然》上的那项研究吗？请讲讲你们怎样用无线记录设备研究自由活动的猴子，以及发现了什么。
Michael Platt
对，那是我们团队一项非常激动人心的工作。以前研究猴子，要么把它们固定在椅子上做任务，要么只能在笼子里观察行为。
我们用无线神经记录设备，让猕猴在自然环境中自由活动，同时记录前额叶和颞叶的神经活动。
结果发现，猕猴一天中有二十七到二十八种自然行为，从觅食、理毛到社交互动。单个神经元平均能编码七个左右的变量，也就是说，每个神经元同时追踪着行为、社会关系、位置等多种信息。
这与一种曾被提出过的“祖母细胞”设想很不一样：好像一个神经元只负责对你的祖母作出反应。
还有很有名的”詹妮弗·安妮斯顿神经元”和对奥巴马作出反应的神经元。至于特朗普或拜登，我猜也可能有相应的神经元。
但你们这里有两个发现：两个通常被认为功能很不同的脑区，会对相同的事情作出相似反应；而单个神经元不仅受猴子正在看什么影响，还受谁在看它、周围有谁、它的目标是什么影响。也就是说，神经元在同时处理多种信息？
Michael Platt
对，我们叫它”多路复用”。这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信号会分布在这么多地方？
一种假设是，即使视觉神经元也需要了解事件发生的背景，才能恰当地编码眼前的刺激。比如我看着你，我们现在在加州录节目、我昨天飞过来，这些背景可能都会影响大脑怎样处理信息、把什么放进记忆。
这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一种假设。另一种看法可能更接近卡尔·拉什利提出过的皮层等势性观点，但直接把大脑说成一整团功能无差别的组织，又会走得太远。
我用三十秒解释一下拉什利的实验。当时很多研究通过损毁某个脑区，观察行为出现什么缺陷。拉什利也做了类似实验，我记得是在大鼠身上，但他发现，损毁不同的皮层区域后，至少在他测量的行为中，并没有出现持续不恢复的缺陷。
猴子和人类的数据也能看到：某些脑损伤最初会造成很大的行为障碍，但之后可能通过可塑性恢复。Michael，我知道这些你都很熟悉，但许多听众可能不知道。涉及更深层脑结构的损伤，情况又可能不同。
Michael Platt
是的，我不一定会把皮层称为完全等势的，但它确实有很强的可塑性、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从神经元群体的活动解码每只猴子正在做什么、周围有谁、谁在看它。这对神经科学家来说很有意思；但对我身上那个研究灵长类和人类学的人来说，最让我兴奋的是，我们发现了追踪社会关系的心理账目。
具体来说，理毛是猕猴社交的核心活动，一只猴子给另一只理毛，相当于支付了一笔”社交货币”。
研究发现，猕猴大脑中有两个区域分别携带”谁欠我、我欠谁”的心理账目。我们甚至用电脑视觉追踪技术，自动识别并记录了一整片区域里所有的理毛互动，把每笔交换都记下来。
结果发现，猕猴真的会记仇也会记恩：你昨天帮我理了毛，我今天就更愿意在你被攻击时帮你。人类社会也完全一样，只不过我们的货币变成了短信、礼物、帮助和陪伴。
说到短信账目，我有个习惯：回复消息很慢，有时用语音备忘录。朋友抱怨我不回短信，我意识到这在账本上是一种”赤字”：我欠他们回复。但同时我也在记账，谁让我费心组织语言、谁值得我优先回复。
这让我想到人们说的”爱的语言”，比如身体接触、为对方做事、说肯定的话。我猜，有些人也会仔细留意这些付出和回应，试着让它们保持平衡。
但五句肯定的话，是否就等于五次帮助？我不是在说它们一定能这样兑换，只是在想，每个人心里是不是有一套自己的估值方式，像是在算账？
Michael Platt
我觉得确实有这种计算。不过，我们最初研究的猴子配对，双方地位比较平等，所以一比一的平衡比较合理。现在我们也把研究扩展到更大的群体了。
野外灵长类的研究表明，如果关系里有权力差异，兑换比例就不一定是一比一。地位较低的雄性可能给优势雄性理毛很久，才换回很少的理毛；但也可能长期维持这种关系，等到自己遭到攻击时，对方出手相救。
所以，我理解你用”爱的语言”想表达的意思：似乎有某种共同的交换基础，但它对每个人的价值不一样。我不知道这种差异究竟来自哪里，可能与每个人最看重什么，以及关系本身、双方是否存在权力差异有关。
网络上的权力关系也很有意思。比如”不要喂 troll”：有人出言挑衅，你不回应，也许就是不去满足他被看见、被承认的愿望。
你是否把注意力给对方，本身就可能成为关系中的一种回应。社交媒体让很多人都有发声的机会，但粉丝数量和平台规则又会影响谁更受重视。蓝勾可以购买以后，人们对此的反应，也让我想到地位标志与权力关系。
还有《广告狂人》里唐·德雷珀在电梯中的那句话：”我根本没想过你。”我觉得它表达的是，他甚至不愿意在心里为对方保留一笔账。
所以，权力关系也会被这样追踪吗？不论是冲突还是合作，有些人似乎会仔细记住谁付出了什么；另一些人可能觉得关系已经很紧密，但对方未必有同样的感觉。
这些关系很复杂。不过，想到我们也是旧世界灵长类，大脑中有网络在追踪这些往来，我觉得很有道理。你们发现了相应的生理基础，让我觉得它与人们长期以来对关系的观察相互呼应。
Michael Platt
谢谢。我觉得你说得很到位。从进化的角度看，这些往来最终与获得资源、交配机会和繁衍有关。能够帮助个体做到这些的生物学机制，就可能被保留下来，并逐渐变得更专门化。
这也是我研究灵长类的一个理由。我个人觉得，如果想理解刚才说的注意别人、追踪关系、决定把注意力给谁，研究恒河猴这样的动物比研究绒猴更有说服力：它们似乎面对着与我们类似的社会压力。
要理解人类社会的压力、层级、合作与竞争如何塑造大脑，恒河猴是更好的模型，它们和我们在社会行为上的相似度远超想象。这就是神经行为学的论证思路：把行为、神经与进化史联系起来，而不是只看实验室里的任务表现。
人类如何无意识地表露激素状态？我知道女性排卵期会有一些几乎察觉不到的面部变化。
Michael Platt
对。研究显示，女性在排卵周期中，面部会有细微变化：皮肤紧致度略增、微微泛红。这些变化小到无法被意识察觉，但会影响异性恋男性对吸引力的评分，而且男性的睾酮水平也会随女性周期微妙波动。
另一个经典研究是异国舞者：研究者追踪了俱乐部舞者的小费收入，发现处于排卵期的舞者小费显著更多。这说明激素状态在无意中改变着社会信号，进而影响他人的行为。
我们可以回到前面提过的“猴子色情”研究。那是我们最早尝试量化不同社会信息对决策有多大价值的工作之一。猴子没法直接告诉我们，因此需要用行为任务来测量。
这个实验借用了我做博士后时与保罗·格林切尔研究预期价值的方法。当时，我们改变两个选项提供的果汁量或获得果汁的概率，观察猴子的选择和顶叶皮层的神经信号。
在此基础上，我们设计了研究社会信息价值的新任务：猴子仍在不同果汁回报的选项之间选择，但选择其中一个选项时，还会出现图片。这样就能测量，它们愿意放弃多少果汁来看到某类图片，或需要额外获得多少果汁才肯看。
我们把果汁当作货币，让猕猴选择”付费”看什么图片：雌猴的会阴特写，或者优势雄猴的脸。
猴子会用果汁买单，它们愿意花更多果汁看地位高的雄猴，和处于排卵期的雌猴。
这个研究 2005 年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想法”之一。
后来我们做了人类版：用约会网站风格的素材，男性被试愿意付零点五到零点七五美分看高吸引力女性的照片，还愿意为此等待更久、更努力地工作；女性被试则非常经济克制，几乎不付费看男性照片。
功能性核磁共振显示，男性大脑的奖赏系统会随支付金额线性激活；猕猴的单神经元记录也得到了相同结果。
这让我想到我们之前谈的理毛、短信和“爱的语言”：人似乎会对不同的付出作出估值。我是在把你的研究向别的主题延伸，但这种账目也许还包括“我愿意不求回报地付出”。
Michael Platt
利他主义在进化生物学中一直有争论。如果完全无私的倾向可以遗传，它怎样持续存在？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亲缘选择等解释。
比如养育孩子，看起来是无私地付出，但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后代存活、过得好。
不过，就不期待对方回报的给予而言，我自己的体验是，它让人感觉很好。回报不一定来自对方以同样方式报答，而可能就是给予本身的感受。我愿意相信真正的利他主义存在。
Michael Platt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群体选择是一个可能相关的想法：除了个体之间的竞争，也可能存在群体之间的竞争，有一些比较无私的合作者，可能对群体有帮助。
我在宾大的同事邓肯·瓦茨做过大规模在线囚徒困境实验，让人反复参与。他们发现，有一部分人，无论经历了什么，仍持续选择合作。我记得大约是百分之二十。这与刚才那个想法是相呼应的。
再回到你说的“给予让人感觉很好”。比尔·哈伯夫的神经经济学研究中，人们给自己喜欢的慈善机构捐款时，奖赏回路的活动看起来很像自己得到奖励时的活动。
这种“温暖光辉”的感受，又可能让人未来更愿意继续给予。利他行为会自我强化，因为它本身就是奖励。
我很喜欢我们有这样的回路，因为它们似乎能够服务于更大的共同利益。我不是说这能抹去灵长类大脑中比较严酷的那一面，但这些不同的倾向都存在。
关于睾酮，除了我们常说的活力和地位展示，它还会怎样影响人的判断？
Michael Platt
可以看看我的同事吉迪恩·纳夫与加州理工学院的科林·卡梅勒合作开展的研究。他们不是只测量睾酮水平，而是做了严格控制的安慰剂对照实验，让被试使用睾酮凝胶或安慰剂，被试不知道自己被分在哪一组。
研究考察了炫耀性消费欲望，比如购买豪车的意愿，也考察了认知反思等表现。使用睾酮的被试更容易冒险、冲动，在需要停下来反思的问题上更容易直接给出看似明显、实际上错误的答案，但对自己的答案更有信心。
也就是说，更冲动、较少反思，答案更容易错，但对自己更有信心。
Michael Platt
对，也更愿意冒险。至于购买显示财富和地位的东西，我会想到黑猩猩的展示行为。
有只雄性黑猩猩发现，可以拿研究者带来的汽油罐敲打、制造声响，吸引整个群体的注意力，就像人在说“看看我”。买一辆捷豹，也可能有类似的展示意味。
不过，人类也可能在展示自己实际上没有的东西，而且不同地方的展示方式很不一样。
我在湾区长大，那里有些地方非常富裕，但财富往往藏在树林后面的房子里。洛杉矶则更容易看到通过物品展示财富的情况。当然，也要看具体在哪个区域。
所以我觉得，人类的地位展示非常灵活。有人通过豪车，有人通过体能或肌肉。我把这些例子联系到价值判断：我们怎样评价伴侣、朋友和同事，会随个人与社会情境变化，而激素似乎在调节这些过程的音量或增益。
Michael Platt
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它们更像“音量旋钮”，调节某些倾向的强度。催产素也可以这样理解，它能调节亲社会互动。
接下来谈催产素。人们常把它叫作爱或联结的激素，你对它怎样改变感知和行为有什么了解？
Michael Platt
对，加压素（精氨酸加压素）和催产素是两兄弟，分子结构几乎一样，但作用侧重不同：加压素在雄性更重要，与领地、防御相关；催产素在雌性更重要，与分娩、哺乳、依恋相关。
最关键的发现是：大脑把母婴联结的回路”挪用”到了成人之间的关系里。分娩、哺乳、甚至性高潮后的枕边话，都在释放催产素，把两个人绑定在一起。这就是依恋的神经基础。
在我们的猴子研究中，催产素会让它们更放松，降低对潜在威胁的警惕。给雄猴用催产素后，最惊人的变化是等级扁平化：原本的主导者变得更放松、更 chill，从属者反而更大胆；两者之间的目光接触更多，更亲社会，甚至愿意把奖励让给另一只猴。
雌猴的反应不一样：她们对彼此更友善，但对雄性更富攻击性，这用杀婴假说可以解释，雌性需要保护幼崽、防备陌生雄性的威胁。
催产素不是”爱的激素”这么简单，它是把社交网络的边界重新划定的分子。
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是我们看到行为同步增加。行为同步和镜像是联结信号。面试时适度镜像对方的姿势、语速，会让对方在无意识层面觉得”我们是同一类人”。
更进一步，我们测量过团队成员的生理同步：当一组人同时处理难题时，心跳趋于同步的团队更容易做出正确决策。
脑和心的同步是一种”社交黏合剂”，是团队默契的生物标记。甚至可以用这个来评估团建活动是否真的有效，而不是只看大家玩得开不开心。
你应该很熟悉 MDMA，也就是俗称的 ecstasy。它不是经典意义上的迷幻剂，而是一种”共情原”。它会提高多巴胺和血清素水平，也会使催产素大量增加。在获准研究 MDMA 的临床试验中，参与者可以合法使用它。
有一项实验试图区分多巴胺、血清素和催产素分别对这种共情作用有什么贡献。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药物，在催产素这一项上则直接给予催产素。
如果我没记错，他们的结论是：催产素对 MDMA 的共情作用贡献很小，甚至可能没有直接贡献，但对减轻焦虑有明显影响。这项研究我还需要回头再核对。
这又回到我们之前谈的：自主唤醒水平发生变化时，某些情绪和行为就会变得更容易或更不容易出现。我觉得催产素特别有意思，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它是我们自身的、与社会联结有关的抗焦虑机制。
Michael Platt
对，它能让人放松下来。
而且，不同类型的刺激都能诱发催产素释放。除了性行为或性高潮之后，非性的、表达亲近的触摸也可以。
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证据涉及剖宫产和经阴道分娩：至少在啮齿动物模型里，出生时通过产道似乎有助于刺激催产素释放，并对母婴关系产生双向影响。灵长类也有这方面的证据吗？
Michael Platt
我知道你说的那些证据，但我不知道灵长类是否有相应的研究证据。
不过，我想回到社会性触摸这个话题。我们和其他灵长类一样，皮肤有毛的部位存在一些感受器，它们的输入可以作用于释放催产素的系统。
这些感受器不太擅长分辨具体触碰在哪里、是什么动作或用了多大压力，但在接近体温、令人感到愉悦的触摸下反应很好。比如轻轻抚摸手臂，这和猴子之间理毛是相通的。
这说明，通过触摸建立关系，是我们进化遗产中很古老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不恰当触摸的问题，这有充分的理由。但我们也可能把钟摆推得太远，失去了一种原本有助于建立联结的自然信号。怎样补足这种缺失，目前并不清楚。
我觉得，社会性触摸的减少可能是孤独、焦虑、抑郁和绝望等问题背后诸多因素中的一个。
我也经常想这件事。我在一些地方旅行时，见过成年人很自然地牵手，也见过南美的孩子们放学后手牵手走回家。那些是日常的、非浪漫意义上的接触；相比之下，我成长的环境更习惯碰拳或侧身拥抱。
正如你说的，缺少文化上可接受、双方同意的日常触摸，即使我们身边有人，也可能向身体传递孤立的信号。
我看过 Netflix 的《黑猩猩帝国》。里面讲到，黑猩猩会通过互相理毛交换照顾；但当群体要排斥某个成员时，就不再给它理毛。它只能自己清理，之后可能受到寄生虫侵扰，出现免疫问题，最终离群死去。看着这些很难受，而每次排斥背后的原因也不完全清楚。
这让我想到”绝望之死”，以及你之前谈的群体选择。眼下我们似乎越来越陷入”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连跨越群体边界都很困难。
我不觉得现在的分歧靠”抱一抱就好”能够解决。除了身体接触，还有什么方式能帮助彼此建立联结？
Michael Platt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很重要的问题。
回到同步，与一个陌生人或原本和你不同步的人建立联结，一种有效方式是交谈，而且是深入交谈。你需要为此留出时间、空间，并带着愿意交流的心态。
有一些研究者设计了结构化的问题，例如九十年代后期开发的 Fast Friends。每个问题都可以浅谈，也可以深入回答，但它们的目的，是打破僵局，逐步进入更深的话题。
这类似《纽约时报》上那些让人相爱的提问吗？
Michael Platt
很相似。但这里更强调深层联结，而不只是浪漫关系。
我的朋友、同事埃米莉·福克在安嫩伯格学院的研究发现，原本不认识的两个人在逐步回答这些问题时，大脑活动会变得更一致。这与更喜欢对方、觉得更亲近、更重视对方等感受有关。
所以，我理解你说的不是“抱一抱就好”。我们需要给彼此留出真正交谈的空间。现在网上的一些互动却在加高壁垒，让这些谈话更难发生。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多巴胺、奖励和群体联结会强化群体内部的认同，能不能利用同样的机制去弥合分歧？不是简单地说”抱一抱就好”，而是建立一种新的、双方都能参与的价值和奖励体系。
Michael Platt
那答案就是《独立日》了，你知道那部电影吧？我们需要外星人入侵，好让大家面对同一个外部群体，觉得必须团结起来。
这是个玩笑，但它触及了一个问题：人类很容易与自己群体的人建立联结，而”我们”的存在往往也意味着有一个”他们”。
这并不是绝对的。人类很早就有远距离贸易，也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发生过基因交流，群体边界并非不能跨越。但如果想让对立的两群人团结，出现一个共同面对的第三方，确实是一种容易想到的办法。
这让我想到经典心理学实验：建立联结的一种办法，是有共同目标，或者面对共同的敌人。两个原本对立的群体同时受到攻击，就可能结盟。
Michael Platt
最简群体实验也很有意思：把随机找来的人分成红队和蓝队，告诉他们过一会儿要与另一队竞争，他们马上就会偏袒自己的队伍、贬低另一队，尽管彼此根本不了解。
人脑对”我们”和”他们”的划分极其敏感，但注意力放在什么共同点上，也能改变这种划分。
比如，当实验强调你们属于同一个队伍、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原本基于其他差异产生的偏见就可能减弱，对彼此的共情也可能恢复。
这也是为什么制服值得注意。军队和体育团队较早实现不同群体成员的融合，而它们都穿制服：制服强调”我们是同一队的”，把注意力从差异转向共同身份。
还有津巴多那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把人分配为囚犯和狱警，后来出现了那样的结果。实验地点离我原来的实验室并不远。
Michael Platt
对。
催产素似乎会降低焦虑、促进联结，而睾酮也会影响层级中的行为。我从萨波斯基等人的研究中形成的理解是：睾酮倾向于放大已有的特质，而不是把友善的人变坏，或把坏人变好。
这也与我的一个理解相符：睾酮可能让努力感觉更好，但什么努力会让一个人感觉好，又取决于这个人身上许多复杂的因素。
我记得有篇论文，好像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讨论了交易员的睾酮与决策之间的关系。我的理解是，较高的睾酮水平与更激进、更冲动、更愿意冒险的决策有关。这种理解现在还成立吗？
Michael Platt
是的。这也带来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如果交易员为了应对年龄增长后的变化，或为了身体表现而使用外源睾酮，使水平高于通常状态，会怎样影响他们的决策？如果足够多的人这样做，影响可能会传导到整个市场。
外源雄激素可能帮助维持睾酮水平和促进恢复，但决策不只依赖睾酮，也依赖睡眠充足、休息良好等条件，不能让单一因素主导判断。
我们来谈决策的机制本身。大脑怎么决定”吃甜甜圈还是苹果”？这和”买房还是求婚”用的是同一套系统吗？
Michael Platt
是同一套系统，这是最优雅的部分。
大脑把每个选项的证据加权，计算预期价值，然后通过一个类似 soft max 的机制做概率性选择，既不是完全确定，也不是完全随机。
执行之后，结果与预期的差异，也就是预测误差，会被回馈到系统里更新下一次的估值。从零食到人生大事，机制同构，只是权重和证据量不同。
而权衡证据需要时间，这就涉及决策中的速度与准确性权衡。越快越容易错，因为速度快意味着你收集的证据更少，噪声会压倒信号。
研究发现，在高唤醒状态下，人会把噪声当信号，把不相关的东西当真相关。所以降低唤醒，反而能让你更依赖证据、更少依赖噪声。
说到疲劳，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根据不同的时间尺度调整决策？有没有可以训练的方法？
Michael Platt
这里有几件事值得拆开谈，疲劳尤其重要。
我们和宾大摔跤队合作过。教练发现，队员前两局表现很好，到了第三局却开始犯错、做出糟糕的决定，于是来找我们研究。
实验中，我们给队员佩戴脑电和心率监测设备，先让他们完成一个简单的决策与冲动控制任务，其中存在速度和准确性的权衡。接着，他们做两分钟高强度的 CrossFit 式运动，再回来完成同样的认知任务。这个过程重复三次，之后他们再彼此摔跤。
结果发现，疲劳程度越高、消耗的热量越多，他们越容易偏向速度而牺牲准确性，像是只想赶快完成，难以继续仔细思考和保持专注。
这些运动员已经非常健壮，单靠进一步提升体能未必能解决问题。于是讨论中提出一种办法：把第三局的部分决策交给教练。队员按一定节奏看向教练，或在教练提醒时看过去，执行教练的指示。
这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场景：如果个人或团队已经很疲劳，可以考虑由外部的人接手判断，自己负责执行。
这给所有人的启示是：不要在疲劳时做重要决定，或者提前把决定规则定好。
这也是我在沃顿教 MBA 学生和高管时反复遇到的问题：大家总想让我给出一个“五步公式”。人们想要简单、可执行、确定性的决策框架，但真实的决策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模糊信息和情绪干扰。
好的决策者不是掌握了公式，而是知道何时收集更多证据、何时降低唤醒、何时把决策外包、何时相信直觉。这些技能比任何公式都重要，也远不是五步能概括的。
你做过一个猴子广告实验：把品牌标志配在不同地位的猴子旁边，猴子会偏好某些品牌。
Michael Platt
对。我们用多力多滋、奇多、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些品牌的标志，把它们分别和高地位或低地位的猴子、性感或不性感的猴子臀部图片配对。
奖励是完全相同的，纯粹因为”谁背书的”不同，猴子就表现出了偏好：它们更喜欢”名人”或”性感”猴子背书的品牌。
这就是邻近性效应，价值是被接近的对象传染的。人类广告业几千年来做的事，和这个一模一样。
我想到胡贝尔和维塞尔的感受野研究：什么样的光、什么位置和形状的刺激，会激活某个神经元。后来也有了詹妮弗·安妮斯顿、奥巴马等特定人物的神经元例子。顺便说，把两个人放在同一句话里，不代表我知道他们在约会。
我是在借这个作类比：两个东西挨在一起出现时，可能在我们的认知或记忆空间里发生某种重叠，尽管它们在概念上并没有那种关系。
比如，男女搭档做播客，评论区常有人猜测两人在约会，甚至看到未必存在的暧昧。我开玩笑说，大概四分之一的评论都在猜这些事情。
所以，听到你们把品牌与高地位或有吸引力的猴子配对的实验，我会想，是不是价值判断的表征也发生了类似重叠？这只是我的一种解释。
另一种可能相关的解释，是人们希望提高自己在层级中的位置。但我也想谈谈“丰裕”和“匮乏”这两种视角：一个人的成功，一定意味着另一个人有所损失吗？我看到别人拥有美好的东西时，往往更想去创造自己喜欢的生活，而不是想占有对方的生活。猴子身上也会有类似的差别吗？
回到层级。恒河猴和巴巴里猕猴的社会结构差异很大，为什么？
Michael Platt
这跟资源能否被垄断有关。恒河猴生活在资源可被垄断的环境里，食物集中在少数地方，于是产生专制、陡峭的等级；巴巴里猕猴生活在直布罗陀和北非，食物到处都有、无法囤积，所以等级扁平、社会宽容。
环境决定等级形态。
这也是”丰裕 vs 匮乏”的透镜：当你觉得资源稀缺，你会更在乎层级和竞争；当你觉得资源充足，你会更宽容。人对金钱、地位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这套古老机制的投射。
说到钱，人们常说，收入过了七万五千美元，快乐就不再增长。我觉得钱至少能缓冲一些压力。但我也见到，人们对“别人比我富有”的反应差异很大。你怎么看丰裕与匮乏这两种视角？
Michael Platt
我觉得追求层级位置的驱动力多少是存在的，当然个体和文化之间都有差异。不过，我想先回到你说的七万五千美元。这里近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和争论。
丹尼·卡尼曼早期认为，收入过了七万五千美元，快乐就不再增长。
后来马特·基林斯沃斯发表了相反的数据，两人争论之后合著了一篇论文，结论变成了：收入与快乐先升、然后平缓一段，但到了极高收入水平，快乐会再次大幅上升。
所以超级富豪确实更快乐，这既因为钱缓冲了压力，也因为钱能买到更多让生活更容易的东西。
但反方向同样存在：东方文化和早期基督教里有很强的知足传统，在世界上一些极端贫困的地方，也有人处于近乎狂喜的快乐状态。
差别在哪里？
注意力。
你注意什么，什么就在大脑里被放大。
杯子半满还是半空，取决于你盯着哪一半。
这还可以放到我们做过的损失厌恶研究里来看。我们用了计算建模和眼动追踪。经典的损失厌恶是：五十比五十的赌局，大多数人要求赢得的部分远大于可能输的部分才肯参与。
我们用计算建模加眼动追踪发现，大多数人盯着”可能失去的”，而不是”可能赢得的”；他们盯着损失的时间越长，损失厌恶越强。
焦虑或抑郁的人更是如此。
于是我们做了因果测试：只把”赢”的字号和亮度放大，把损失的字号缩小，人们就开始更多看”赢”，损失厌恶几乎消失了。
这证明了注意力的方向是损失厌恶的直接驱动因素。
我们还替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做过知情同意研究，帮助老年客户在理解信息后承担合理风险，因为他们的损失厌恶太强，反而错失了收益。
我想问问模因币。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会想到狗狗币这类例子：把一个人物的声誉，或某个广为人知的形象，与一种货币联系起来。它的价值也取决于人们愿意往里面投入多少资金。
这是不是在利用我们把声誉与价值联系起来的倾向？
Michael Platt
我觉得部分是这样，但也可能有更简单的一层：它利用了我们关注别人做什么、得到什么、失去什么的倾向。
我们天生会观察别人在做什么、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并模仿他们。
这个回路是群体学习的基础，也可能推动泡沫。模因股如 GameStop，以及 FTX 事件中人们因为信任、欣赏参与背书的名人而投入资金，都让我想到这种影响。
艾萨克·牛顿在南海泡沫里亏光了大半身家，他感叹”我能计算天体的运行，却无法理解人类的疯狂”，因为他看到朋友赚钱又冲了回去。
我们在沃顿用 MBA 学生玩股票市场游戏，还让猴子玩同一款游戏。
结果惊人地一致：社会敏感度越高的人，越容易被泡沫吞没；反而是社交受损的人表现最好，从不被泡沫吸进去。
猴子单独玩时决策很好，一旦能看到另一只猴子，就开始互相模仿，制造泡沫，然后崩盘。
驱动它的正是心智理论和”注意他人”的回路。
这让我想到所谓 pump-and-dump，以及通过社会交往给某项投资制造热度的情况。
比如，听到别人说某个地区很值得搬过去，人们开始跟着买房；后来才发现，推荐的人可能早就持有那里的房产，甚至就是卖方。
我不是金融专家，只是在想，我们对价值的判断，会怎样受这些信息和他人行为影响。
我觉得今天谈到的机制开始汇合起来：唤醒过高时，判断可能变快，把噪声当成信号，把本来不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
我得到过最好的建议之一是：如果有人催你非常快地做决定，而事情又不是明确的紧急情况，就要警惕可能是骗局。比如电话里不断强调必须立刻转钱，就是在施加时间压力。
所以，遇到这种催促时，我会提醒自己：事情是否真的紧急？我是不是其实还有时间？焦虑或紧迫感很强时，先缓下来，再做判断。
Michael Platt
我想谈谈“理性”这个词。
人们常说自己失去理性，但经济学里那个理性人的假设，往往像是在假定我们是一台计算机，能够不带情绪地权衡，而且知道现在与未来所有相关的信息。
格尔德·吉仁泽提出有限理性：大脑有能量约束和加工约束，所以我们会有选择疲劳、诱饵效应、视错觉。
他又提出生态理性：把有限理性放回进化适应的环境里看。
我们的大脑是为大约二十万年前的祖先环境设计的：二三十到上百人的熟人小团体、每天面对面交谈、事物变化慢于季节、几乎没有财富不平等、全天身体活动、吃天然食物。
而我们现在的环境是西方、受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的社会，跟几千甚至几百万人互动，信息超高速变化，久坐不动，吃加工食品。
一些针对以狩猎采集或园艺农业维生群体的研究显示，那里的部分七十多岁老人，身体状态看起来像西方社会三十多岁、甚至更年轻的人：体形精瘦、身体健壮，也未见明显的心血管疾病、痴呆或严重认知衰退迹象。
我们想尽办法”破解”衰老，研究饮食、研究红酒，但社会联结和活动方式或许才是关键。
长寿运动你怎么看？我喜欢彼得·阿提亚的说法：你人生最后一个十年的质量如何？
我父亲八十一岁，状态极好。他喝酒很节制，偶尔半杯红酒，从不暴饮暴食，也从不锻炼过度，每天朝九晚五，几十年如一日。他当过本播客的嘉宾，是科学家。他的惊人之处在于一致性。
Michael Platt
这让我想到生态学里的 r 选择和 K 选择：r 选择是杂草、兔子，靠繁殖率取胜；K 选择是橡树、鲸鱼，靠长期投资取胜。
人类两者混合，环境不利时像 r 选择，环境有利时像 K 选择。
这也映射到经济决策：有人有资源有知识，投资活得更长更健康；有人只能活到明天。
Michael Platt
我父亲五十五岁去世，我已经比他多活了两年，所以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多得的。我没有很长远的时间视界，这可能是我拼命工作的部分原因。
我四十九岁，终于能诚实地说，我对时间流逝和死亡的感知变得非常清晰。年轻时我把自己带到很多有身体危险的地方，不是我以为自己永生，而是根本没有时间感。
所以，如果你的父亲去世时比你现在还年轻两岁，你会预期自己活到某个年纪，还是更关注怎样过好今天、这一周或这个月？你规划人生的时间尺度是什么？
Michael Platt
五十五岁曾经是我心里一个特殊的数字。我不知道自己超过那个年纪之后会怎么想。真的跨过去以后，我反而有些困惑：身体并没有明显衰退，或许还有很长的人生，那么接下来想做什么？
我现在五十七岁，没有打算退休。我家族里的人大多没有机会退休，他们没活那么久。我的模式是不断添加、从不删减：论文越来越多，项目越来越宽。
但总有一天需要筛选、需要取舍，我不知道是六十二岁还是六十五岁。不做别的只退休，反而是通往衰退的捷径。
约什·维茨金，少年国际象棋大师，曾追问：他对国际象棋的爱是消失了，还是被夺走了？是名声、是那些早来的东西？
他花了两年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永远离开了国际象棋，转向格斗、投资，现在又玩水翼。
他有过濒死体验，溺水事件后，全家搬到哥斯达黎加，每天花四个半小时玩水翼、抚养儿子。这对我触动极大。
我回顾自己的人生，也一直是这样：先是鱼，我痴迷于鱼；然后鸟、滑板、消防，最后是神经科学，现在做播客。
我读过很多关于”需要咬住点什么、无法退休”的人的研究。
我的非正式观察是，那些最快乐、不会像乔布斯那样五十多岁就早逝的人，往往是”追求上的连续专一者”：全身心投入一件事，五到十五年后完成一个阶段，把学到的东西带进下一件事。
约什·维茨金是这个模式最极端的例子：在多个领域达到世界冠军级别，现在似乎在家庭生活里也达到了世界冠军级别，经济来源和职业身份依然完好，还继续为凯尔特人队执教。
所以连续专一的版本是终极答案，问题是何时切割、何时转向。
Michael Platt
我职业生涯里其实做过一些拓宽和收窄，方式是通过外部领导机会，准确说是被要求的：有人要我去主导某个项目，我就必须砍掉一些旧的。
问题是砍完又开始增加，现在我的组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
最终要么整个崩掉，要么我主动做取舍，或者干脆让宇宙替我做决定：某个研究方向可能哪天就不再可获资助了，那时决定就替我做完了。
除了纯神经科学，我们还有面向企业的、由沃顿资助的工作，那是一个全新的空间。
你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位真正的、做严肃研究的神经科学家，在真正的神经科学领域备受尊重，同时深度参与商学院事务，两边的人都认真对待你，因为那里有真正的严谨。也许哪天我们喝咖啡时好好拆解一下。话说，苹果和三星，我是苹果用户。
Michael Platt
我也是。不过三星手机的摄像头听说很酷。你有多喜欢你的 iPhone？你对苹果的品牌忠诚度如何？
我在南湾长大，就在最早的苹果店附近。我爱苹果产品，虽然不喜欢他们老换接口，但现在似乎要统一到 USB-C 了。我喜欢它的简洁易用，而且我和它有历史性的南湾渊源。至于让我换三星？不可能。
Michael Platt
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苹果和三星是北美市场两大主导玩家，设备本质上几乎一样，都是能处理无数事情的掌上电脑。
但苹果用户的忠诚度接近百分之百，年复一年，乔布斯去世也没有改变；三星没有这个待遇。
这说明乔布斯在产品里注入的设计和对客户的理解，或者说，一种真正的共情。
我进商学院时被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品牌的共情是怎么回事？品牌不是人，为什么我会忠诚于一个非人类的东西？
营销学里有个说法：我们大脑里原本用来连接人的硬件，现在被用来连接品牌和品牌社群。
你看我们谈论品牌用的词：这是个”粗犷”的品牌、”有创意”的品牌，我们用形容人格的词形容品牌。
我爱我的品牌，我恨那个品牌。
乔布斯懂这个，他说苹果的标志必须看起来友好但有技术感、要平衡。
物体或图像可以看起来“友好”，即使它们不是面孔或身体，这个想法非常有趣。
Michael Platt
对，所以我们做了实验，大约十项研究。
第一个是脑成像：先问标准营销问题，苹果和三星用户对自家品牌的评价其实相同。
放进核磁共振仪后，给他们看两个品牌的好消息坏消息。
行为上两者都表达了对自家品牌的共情，但三星用户对苹果有反向共情：苹果出事他们高兴，苹果成功他们难受。
看大脑就完全不同了：苹果用户对苹果新闻，激活的是自我奖赏网络，坏消息激活的是疼痛网络，对三星则完全沉默；三星用户对自家品牌毫无神经反应，唯一看到的就是对苹果的幸灾乐祸。
第一个结论是：一切都关于苹果。
苹果用户选苹果是因为爱苹果，想成为更大事物的一部分；三星用户选三星是因为恨苹果，他们不想成为那个社群的一部分。
部落主义，你刚才说的是部落主义。
Michael Platt
是的。苹果像一种文化、一个延伸的家庭。最惊人的是：百分之九十一的青少年选择苹果而不是三星，就因为那个绿色气泡，他们不想被排斥在外。
我们之前谈过同步：同步是社群和亲近感的标志。
我们用脑电图测量人们看品牌新闻和广告时的脑波，发现苹果用户之间呈现出同步的活动节律，像是一支队伍；相比之下，三星用户之间没有呈现同样的同步模式。我们打趣说，他们像各自独立的岛屿，是科技界的”单身汉”。
另外，结构核磁共振显示，处理社会关系、心智理论和共情的脑区，在苹果人身上物理上更大；这和猴子一模一样：朋友多的猴子，这些脑区比朋友少的猴子更大。
你把这个实验用在政治左派和右派身上了吗？
Michael Platt
我们刚开始做就赶上疫情，所以还没做完，这是个借口。
说实话，我不敢做那个实验，不是因为担心结果或者别人会怎么说。
我小时候，如果你是个叛逆者，你会喜欢独立音乐、朋克、摇滚、嘻哈，任何主流之外的东西。
那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政府里共和党民主党轮换执政，但主流观念是：如果你喜欢任何和政府有关的东西，你就是顺从者，不喜欢你就是反主流。
现在变成了议题具体化：谁在台上，谁就是”建制派”。
以前是政治对立反主流，现在是看颜色，像帮派战争，像《西区故事》里的杰茨帮和鲨鱼帮。
这也是我不敢做实验的原因，我不知道该怎么设计。
Michael Platt
其实诱发共情信号很容易，我的一位前博后做过研究：做一个假的针扎脸颊视频，就能激活普遍的共情信号。
但它倾向于部落特异、族群特异：即使人们说对两个不同的人感受一样痛，脑信号这个真正预测行为的东西，对群体内的人会更强。
我们计划中的实验就是：让骄傲的共和党人或骄傲的民主党人戴着帽子被针扎，问你的感受，测你的脑活动。结果可能高度特异性，你可能说为另一党的人感到痛，也可能不再痛了，甚至会说”耶”。
很多人看到”赢家”受苦会感到享受。山火时富人的房子烧了，很多人落井下石。
Michael Platt
媒体的呈现也很倾斜：我们听到的是某人的三套房之一被烧。对几乎一无所有的人，这很难共情。但对任何经历损失的人来说，损失就是损失。这是个难题。
这场对话给了我太多可以思考的东西，这是一场伟大对话的标志。
在我们的研究科学行业里，有个说法叫”严肃的科学家”。
我觉得真正在世界里做实验、试图映射现实世界的严肃科学家非常少，我可能冒犯了一堆人，但我们是有限嘉宾名额，开玩笑。
我钦佩你拥抱的广度：神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内分泌学，你在用双臂环抱一大片问题，而你做的确实是真实实验，隔离变量、做必要的对照，真正剥离机制。
几分钟前我们还在讨论，你是否需要少承担一些事情。首先，我有什么资格告诉你该做什么；其次，你对世界做出的服务巨大。
为了准备这期播客，我常挣扎于如何和真正沉在机制层面、甚至使用小动物模型的人对话，以及如何把那些映射到日常经验。
今天我们谈了配偶价值评估、模因币、政治、层级、决策时间尺度，全部透过真正的严肃科学。
非常感谢你来，花这些时间教育我们；也谢谢你做的工作，真的了不起。
我知道我们会谈到其中很多，但我没想到涌出来的东西如此之多，它改变了我思考的方式，我相信也在改变别人思考自己决策、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非常感激，希望你能再来，讲讲下一轮惊人的实验。
Michael Platt
我很乐意，谢谢邀请，这是一场非常刺激的对话，我很享受。还有很多可以覆盖的内容，会非常好玩。你的耐力令人叹为观止。
谢谢，请一定再来。
非常感谢，这对我来说是真正的荣幸。
Michael Platt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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